1.6.中国古代城市的革命性进步——市坊解体与街市的形成

　　1.6.1.中国古代城市的一次解放与进步

　　宋代东京街市，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进步中出现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因素。此前，还较少见到有过对它如此集中的关注及对它全面认真的剖析，也未对它产生的原因及意义给予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评价。

　　在汉语词源上，“城市”一词由“城”和“市”组合而成。这种组合的完成，也就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的产生，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两种具有代表意义的实物元素，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城市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性质和商业功能。

　　资料显示，在战国众多的都会之中，商业发达，市场景象十分繁荣。出于安全及管理的需要，这时出现有集中封闭式结构的市，并订有相应的市场制度，开了中国古代城市封闭式市制的先河。进入封建社会，从西汉长安到隋唐洛阳、长安，这种市制形式又沿用十一个世纪，一千一百余年之久。

　　如此漫长的历史跨度，市制的长期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直接的原因却是城市商业发展的不力。

　　总结历史，城市的发展进步是政治军事色彩逐渐褪化，经济功能逐步增长的过程。而城市经济功能增长的第一步，就是商业的发展，而后是工业的发展。当这两者在城市中迅猛发展起来以后，都给城市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实现城市的进步。在西方城市发展史上，前者发生的时间主要在十四~十八世纪之间，后者发生的时间是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可以认为，商业的推动和产业的推动一样，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

　　到宋代，迎来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突出的就是商业的发展，对此，中外学者都予以了高度的评价，誉之为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而商业革命带来了城市突破式的变革，典型的标志即是城市的市制与坊制的解体，街市的产生，这一切，完整地体现在北宋的都城东京身上。坊市解体，街市产生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一次解放，不单是城市商业活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更重要的在于引发了城市的功能性质、物质要素、结构布局等方方面面的整体嬗变，由此，中国古代城市向前发展了一步。并且，城市的发展又在社会的经济、思想、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巨而深远的影响。

　　1.6.2.坊市解体的原因

　　(1)政策因素

　　在政策上，宋初的七十余年，为了迅速恢复遭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统治者除了扶助农业生产外，对商业也给予了积极的保护和鼓励，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在“冗兵、冗吏、冗费”的消耗下，历尽艰辛开创的小康局面很快丧失殆尽，到真仁朝时已陷入积贫积弱的局势。这个看起来好似戏剧般的转化，实则蓄含着必然性，根源在于宋朝的中央集权政策。

　　首先，“三冗”的形成就与中央集权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农业生产为此而遭到了很的破坏。比如，为了补偿官僚在政治权力上的失落，朝廷给了他们许多经济上的利益和特权，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便暗含有这层意思。结果，造成批农民丧失土地。在“三冗”的耗费下，国用日蹙，敛财最为急务，于是宋朝政府将以前各个朝代增加收入的办法都加以改造利用，并且还创造了一些新的聚财敛财之法。但支费实在太，敛财之术也就不能不越来越深刻，几近不择手段，竭泽而渔的程度，这就使得宋朝的赋税格外沉重，农民不堪负担，逃离土地。冗兵之患则不仅在于虚耗国库，还在于夺取了批农村劳动力。《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载“景佑初，患百姓多去农为兵，诏臣条上兵农得失，议更其法”。可见仁宗景佑初年(1034年)就已觉察到募兵害农的危机。欧阳修的时论《原弊》痛陈仁宗康定年间(1040～1041年)，年轻力壮的男丁都被吸引到军队里去了，田地里只剩下老弱者，生产力为此为降低。

　　凡此种种，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一派落寞，将宋初扶农的成果为减损。太宗末年陈靖上疏言：“京畿之地，南北东西环绕三二十州，连接三数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才二三”[1]。仁宗康定年间欧阳修讲：“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请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以土之瘠而弃之也，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尔”[2]。仁宗末年苏辙进策又言：“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颖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3]。不仅京畿，京西一带在北宋前期百余年中农村经济状况不佳，川蜀江浙等地区也是同样。

　　本来，自耕农形态是封建社会发展的最佳形态，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能够进行扩再生产，从而发展社会经济。在土地被兼并和沉重赋税的压迫下，他们批脱离土地，等于自耕农形态的分崩离析，不仅是生产力的破坏，又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恶性循环地影响农业生产。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乃立国之本，国用收入主要依靠农业。宋朝的财政状况十分紧张，农业生产又遭破坏，无力支撑局面，因此不得不多方搜敛，商业成了统治者倚靠的一个重要的财政支柱。这就是宋朝放宽抑商政策，形成商业发展态势的主要背景。

　　在商业发展的潮中，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被卷了进来。特别是官僚权贵的经商活动，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在东京城中量经营邸店，侵街占道，承当了街市形成的开路先锋和中流砥柱作用。

　　由于首都地位及城市经济的发达，东京人口众多，超过百万以上，最盛时达150万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中央集权政策进一步加重了东京的城市负担，主要是在东京集中了批的军队，其次农民量流向城市也与之有很的关系。在巨的人口压力下，对给养和物资供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东京原有的东、西两市根本无法应付，于是在汴河两岸首先兴起了许多行市，并逐渐在全城扩展。这些行市与邸店一起，成为街市生成的又一个基本点。

　　集中财权为皇家的奢侈提供了极的便利。从北宋中期开始，皇室生活已趋奢华。兴土木，婚丧嫁娶、祭祀赏赐、日常开支，浪费惊人。这种习气从上到下，一直感染到黎民百姓，一时成为北宋的社会时尚，东京是这种时尚的中心，俨然一座消费或寄生的城市。为了满足种种消费需求，城市中涌现出了一批相应的商业，服务业项目，如商店、酒楼、饭馆、瓦子等，沿街分布，从而使完整的街市得以形成。

　　总结下来，邸店和新兴行市是东京市制解体、街市形成的两个突破点，奢华的城市生活是一股强的推动力，最终造就出了血肉丰满的街市。这一切既与北宋的中央集政策权有紧密的联系，也与东京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宋代经济性城镇体系的形成密切相关。

　(2)地理因素

　　宋代之前，中国都城在地理上有两特征：一是深入富庶的农业腹地，即通常所说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紧密结合在一起;二是军事上凭有险要。这两个条件培育出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堡垒”特征，经济上的功能则十分微弱，封闭的市制在这种情况下得以长期延续下来。

　　而东京在地理上却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凭着交通上的优势取得了首都的地位。为了获得军事上的保障，采用了“以兵为险”的策略，在东京屯驻重兵。而为了养兵，维持首都地位，取得东南的物资又至为重要，这些物资主要靠汴河水路运来，数目庞，所以汴河两岸地带变成集散和调配的枢纽，产生众多接待商货的行市和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