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反规划”

　　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导致系统性的中国城市生态与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现行规划方法论和规划体制，就必须对以“人口-规模-性质”为导向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物质空间规划方法论进行全面的反思。现有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方法（即“人口-性质-布局”模式），并不能使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生态基础设施得以实施，生态与和谐的理想很难在旧的发展规划模式下实现，为此，我们提出“反规划”途径，并实践了从“逆”的规划方法和“负”的规划成果入手，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引导和定义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空间发展。该途径强调：

　　（1）一种“逆”的规划程序——首先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安全的名义，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从眼前的开发商的利益和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做城市和区域的土地规划。

　　（2）“负”的规划成果——颠倒城市建设与非建设区域的图底关系，在规划成果上体现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不发展区域及其类型和控制的强度，构成城市的限制和引导性格局，而把发展区域作为可变化的“图”，留给市场去完善。这个限制性格局同时定义了可建设用地的空间，是支持城市空间形态的框架。它不是简单的“留白”或仅仅是不建设区，而是生命土地完整的、关键性结构。

　　（3）综合的解决途径：“反规划”途径试图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一种保障自然和人文过程安全和健康的景观安全格局——综合而全面地解决国土生态安全问题、城市生态、特色以及形态问题。

　　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法和量案例。“反规划”是中国版的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urbanism），也是中国当前生态规划的可操作途径。“反规划”

　　一经发表，便在城市与国土规划，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领域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评论，并引起规划界一些“权威”的强烈抵制和封锁。而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反规划”得到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广泛欢迎，看到北京的总体规划始于“反规划”，深圳张旗鼓进行“反规划”，还有台州、东营、菏泽等城市的领导，都在“反规划”中找到了走出传统规划死胡同的路径。在由发改委主持的中国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中，我们同样看到“反规划”所起的作用。近几年来，建设部从《城市规划编制方法修编》到《城市规划法》的修改，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反规划”思想的影响。最近国土部门的土地利用规划也在认真汲取“反规划”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反规划”宣告了：是景观而非建筑，将决定城市的发展形态和特色；是生态过程和格局，而非人口与社会经济的预测和假设，应该并终将决定城市的空间发展和布局。

　　2.4生存的艺术及对传统园林的批判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是景观设计学的核心，是一种生存的艺术。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阉割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因此，要确立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艺术，必须拨开云雾见太阳，必须从批判和揭露封建士夫的传统园林开始。为此，从1997年回国开始，我对所谓园林“国粹”写了一系列的批判性文章，并同时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园林绿化误区进行了揭露。这种揭露体现在包括对圆明园防渗工程的批判中。传统园林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城市环境建设、城市化妆运动等种种误区的重要根源，是新文化思想运动必须、却没有能扫除的封建残余。这些批判也为当今某些视中国古典园林为国粹的遗老遗少们所不容，甚至挟风景园林学会名义，发布红头文件，对我于2006年在国际IFLA会和ASLA年会的主旨报告泼污水，扣帽子。实际上他们在很程度上误读和歪曲了我的立场和观点。我的立场是：传统园林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切勿以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传统的名义，赋予遗产以解决当代中国所必须面对的环境问题的重要使命，中国需要新的园林，甚至新的学科，这门新的学科，即景观设计学。它在中国另一种传统中找到其源头，这种优秀的传统是关于人与土地关系的生存的科学与艺术，而不是帝王士夫的消遣艺术。这种生存艺术的传统是中国地之所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真实基础，是丰产的、安全的、美丽而健康的“桃花源”的基础。

　　在当代中国，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中华民族的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的、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反规划”来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正像古代的“风水”格局维护地自然过程的健康和安全一样，当代中华民族的生存，依赖与建立在一个能维护生态过程安全与健康的生态基础设施之上，这因此也将是当代景观设计学的核心内容。

　　2.5批判城市化妆运动，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中国城市之所以贪求洋之风盛行、景观庸俗堆砌，根源在于小农意识、暴发户意识和封建极权意识之积垢。不扫除这种积垢，高品位的城市景观就不可能形成，节约型的生态城市就与中国无缘，广乡村的乡土文化景观和乡土自然景观也将得不到保护，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将不可能解决。我们的城市、建筑和景观，如同当年胡适批判过的文言文一样，充斥着“异常的景观”或称之为景观的文言文。它们言之无物，无病而呻；远离生活、远离民众，远离城市的基本功能需要；它们不但模仿古人，更好模仿古代洋人和现代帝国洋人。看那些远离土地且远离生活的、虚伪而空洞的、所谓“诗情画意”的仿古园林，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再施以各种庸俗不堪的、花枝招展的化妆之能事，便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而要扫除封建积垢，创造当代中国的景观和城市，就必须将新文化思想运动进行到底，彻底批判两千年来的封建意识形态，在专业上要批判帝王和封建士夫的传统造园思想，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回到土地，回到平常，回到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创造新中国的新乡土。这种新乡土是源于中国这方土地的、满足当代中国人需要的、能用当代技术与材料、最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能源与资源问题，也就是中国人的持续生存与生活问题的新景观。

　　2.6乡土文化景观与工业遗产也是基于对乡土景观和白话景观的认识，我们开展了乡土文化景观的研究，并从中学习。我开始发现乡土景观魅力的是20年前的“风水”研究。在很程度上，“风水”是一种乡土景观，它不同于士夫和皇家的建筑和景观，深层的含义乃是其生存的艺术。为此，我从人类系统发育过程中的生存经验和民族发展的文化生态经验两个层面，对“风水”模式的深层含义进行了揭示，提出理想“风水”模式乃是中国人生物与文化基因上的图式。1998年之后，关于乡土景观的研究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田园和聚落，并更多地与规划设计实践相结合。从研究云南红河地区的乡土文化景观开始，到川西平原乡土文化景观的研究和设计实践、藏区文化景观的研究和设计实践，再到最近针对新农村建设可能带来的乡土景观的破坏，进而广东顺德的马岗村规划案例研究，这些都反应了我对乡土景观的迷恋。这种文化景观的核心部分是田园，是一种生存的艺术，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千百年来人类与及自然过程和格局相适应的智慧结晶，它承载了特定地域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的历史，同时也为当代人应对生态环境和能源危机带来新希望。

　　面对新农村建设高潮的来临，我预感到规模的乡土景观破坏即将来临，于是，当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出台，便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关于保护和谐社会根基的两项建议，即《尽快开展“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与乡土遗产景观网络”建设的建议》和《关于建立“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的建议》。获得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分别为国家有关部门所采纳，积极推动国家文物局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并注重乡土文化遗产，也积极推动了运河国家遗产廊道的研究，以及运河申遗工作，并推动了国家环境保护部进行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

　　也是基于对乡土景观和白话景观的认识，我们开展了中国工业遗产的研究和改造利用实践。中国的工业遗产长期以来没有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系统，量看似平常的、生锈而“丑陋”的工业遗产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被彻底毁弃。正像我们曾经不文明地对待古城古街一样，我们正在迅速毁掉工业时代留在中华地上的遗产。为此，从1999年开始，北京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和土人设计就开始了工业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实践，其中完成了广东中山粤中造船厂的改造利用工作（岐江公园），此后，又主持了沈阳冶炼厂旧址设计、苏州太和面粉厂改造设计、北京燕山煤气用具厂旧址利用设计、上海2010年世博园中心绿地设计前期研究、以及最近的首都钢铁厂搬迁的前期研究工作。我们从众多的成功和失败中积累了经验，同时借鉴国际工业遗产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特别是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宪章。在此基础上，我于2006年4月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关于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建议》，并主要起草了旨在保护工业遗产的《无锡建议》。2006年4月18日，由国家文物局主持，在无锡召开的中国首届工业遗产会议上通过了《无锡建议》，标志着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正式提到议事日程。 随着对乡土文化景观研究的深入，对包括运河在内的中国地上丰富的线性文化遗产和遗产廊道的研究，也日益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事实上，我的很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研究课题都与这方面的内容有关。最近完成的国土尺度上的线性遗产网络研究，在中国地上辨识出17条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并对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遗产线路，使我们的视野扩展到了整个国土。

　　2.7新乡土景观示范认识到示范工程的重要意义，我主持在全国实施了众多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和城市发展的示范工程，它们都曾在国际各权威专业杂志被广泛介绍、引用和评论，并有幸在国际上多次获奖。这些项目都是针对当前中国面临的重环境、能源与资源问题的示范工程，是作者一直在倡导的“新乡土景观”。其中，广东中山的岐江公园体现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倡导一种尊重乡土文化与乡土环境的新伦理、新美学，化腐朽为神奇，使一处寻常的造船厂旧址，成为广受市民和游客喜爱的新城市景观和游憩场所，并唤起国人对工业遗产的重视；沈阳建筑学的稻田校园，倡导节约土地和白话景观的理念，把中国农业生产过程完整地、活生生地再现在当代城市的校园中，把景观作为生产过程和体验，让年轻的中国人能感受“耕读”的意味，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浙江永宁公园，通过建立城市的生态防洪体系，整合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倡导与洪水为友的生存艺术，而非简单的工程或化妆艺术；绿荫里的红飘带——汤河公园，倡导如何用最少的人工干预，将当代艺术与生态有机结合，使自然废弃地有效地“城市化”，同时最限度地保持自然系统及其生态服务的完整性，成为节约型城市绿地的典范；而“反规划”之台州案例，则系统地运用“反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城市空间发展规划，实现精明保护与精明增长的有机结合。

　　实践证明，这些示范工程在推动城市和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特别是推动节约型城市绿地的建设等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的反响。

　　2.8教育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生态规划的理念和成果必须通过城市和区域建设的决策者来实现，教育和感化他们不得不成为当代科研工作者的重要责任，为此，我和李迪华合著出版著作《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4年内重印近10次），并给市长班和部长们授课，市、局长以上干部受益者数以万计。如果景观是人类意识和价值观在地上的投影，那么，通过改变决策者的价值观和环境意识，便是创造良好景观的最有效途径。

　　单一的科研和项目不足以解决中国系统性的人-地关系危机，而传统学科在应对严峻的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方面又有很局限，重建人地关系和谐的重任有赖于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和量专业人才，他们必须有对土地伦理的清晰认识、系统的科学武装、健全的人文修养并掌握现代技术。这样一门对土地进行系统的分析、规划、保护、管理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就是景观设计学，更确切地说是“土地设计学”。为此，我不遗余力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与我的同事们一起创建了北京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并在地理学科下开创了景观设计学理科硕士学位点和风景园林在职专业硕士学位点，由此，极地带动了全国相关专业的学科建设，并直接推动了国家有关部门新设的景观设计师职业的确立，并定义该职业为：谐调人地关系，使城市、建筑和人的一切活动与生命的地球和谐相处的科学和艺术。

　　10年的努力，使我深刻认识到，要解决中国严峻的国土生态安全和人地关系危机，必须系统地突破和创新，包括观念、理论、方法、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甚至包括“科学研究”本身的概念和机制，并投身于社会实践。只有这样，“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再造秀美山川”、“创造生态文明”才不会成为空话。这些便是我10年来之所思所虑者，也是10年来我之所行所为者，是也非也，聊以为善论者资，成乎败乎，聊以为后来者鉴。

　　感谢10年来与我并肩劳作的李迪华老师和多位同志，感谢与我接力同行而不倦的众多学生，有他们相伴，既无孤独又乐趣无限，上述工作也是北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广师生和数以百计的土人同仁共同探索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