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如今的体制下只要是官员单方定价，没有双方合意，就容易生弊。价贱固然伤农，价贵一般农民也未必得利。如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低价征地当然是主要的问题。但笔者也的确听说过这样的事：某些城郊地区有上层“关系”的村官找门路要求“被征地”，前提当然是特殊的“高价”，这就不是权钱勾结来强征地,而是权钱勾结谋求“被征地”了。但这样的“高价征地”，普通农民是碰不到的，高价征地款更不会给他们。总之，只要无地权的农民不是交易的一方而是被“征”的对象，那“圈地坑农”的事仍然难以避免。

　　“垂直管理”成效分析

　　面对地方政府“村改居”、“租代征”、“整化零”等变相圈地策略，中央又连续出手，去年推出地政部门“垂直管理”，今年出台“土地督察”制。继“8·31大限”被称为“土地新政”后，这些新动向又被称为“土地改革”。

　　我是赞成地政垂直化的，因为它有助于国土整治，笔者10年前就著文主张过，今天仍以为早该如此。可是地政“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土整治，但是否有利于维护农民权益？至少在如今宏观体制的约束下很值得怀疑。过去靠朝廷御史出巡来为民做主，结果御史反比地方官更腐败，识者讥为“察弊适以滋弊”，可谓明鉴。1994年财政中央集权，众所周知的结果是恶化而不是改善了农民处境。如今乡镇上的“七所八站”当初都是“垂直化改革”的结果，现在却被认为是比“四套班子”更难对付的“汲取”机器。“块块”可能坑农，“条条”就不会坑农或者坑农更甚？

　　仅就土地问题而言，过去“村官”私卖村地侵吞地款引起村民抗议的事屡有所闻，后来批地权上收省、县，“圈地运动”却有增无减，反而村官为维护村社利益带领村民抗议“省圈村地”、“县圈村地”的事成为近年来土地事件的突出现象。因为如今官民间委托代理关系虽远不完善，毕竟基层与百姓的委托链条较短、而利益关联更大。兔子虽吃窝边草，强龙方能刮地皮，犹如历史上乡绅、土官虽然欺民，所谓绅权制衡皇权、土官制衡流官的机制也不是一点没有。那么今天在地政方面进一步中央集权的结果，先不说千头万绪的涉地事务是否管得过来，即便能管，会不会又出现“朝廷圈省地、圈县地”？要知道不仅地方政府有“经济人”的一面，中直机构同样如此。“部门利益”一定会比“地方利益”更亲农民吗？

　　其实，工业化、城市化要用地是无可避免的事，土地政策的目的不是不占地，从根本上讲也不是为了少占地，而是为了：（1）从全局利益着眼尽量提高用地效率，改善国土整治；（2）在这一过程中维护涉地各方的权益，消除或缓解社会矛盾。前一点可以寄望于“垂直化”改革，后一点只能寄望于农民权利的保障。如果说“地方利益”不能代表农民利益，那么“部门利益”同样不能代表。马克思当年曾说传统小农“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但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如今在先进国家，农会常常比工会更活跃，我国农民也应当可以自己代表自己，去参加利益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