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语句中个别词的词性不明，也会产生歧义。
　　请见下面的例句：
　　作者分析了A企业集团和B企业集团在各个时期进行竞争时所采取的竞争策略的特点。
　　在这里，由于“和”字的词性究竟是连词还是介词很难分辨，因此语句就同时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思：如果作连词用，其句义就是作者分析了A、B两个企业集团双方的竞争策略特点；而如果作介词用，则句义为作者分析了A企业集团的竞争策略特点。
　　（四）忽略对含义不确定的词或词组的限定修饰，引起歧义。
　　自然语言中总有一部分词或词组的含义是非确定性的，但在公文语句中如果不能以有效方式对它们加以限定或说明，就很容易因此而出现歧义。如在公文中常常因界定事物不同性质、不同程度和范围的需要使用“以上”“以下”“以内”之类的词语。实际上，这类词语的含义就很不确定，处理上不讲究，就会出歧义，而且往往是关系是非界限、政策界限的歧义。这些歧义主要出自人们对“以上”“以下”“以内”是否包含本数在内的理解不一。请见下面例句：
　　参加工作15年以上的职工一年可享受10天以下的带薪旅游假。
　　对这一规定，至少两处不确，执行过程中很可能会因此有纠纷：15年以上是否包括15年？10天以下是否把10天也包含在内？
　　了解了上述现象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会有第九十九条的规定：“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
　　（五）滥用省略，造成语句成份残缺，引起歧义。
　　语言运用过程中，恰当地应用省略确实可使语句简洁明快，但如果超过必要限度，滥用省略就会走向反面，成为语病并可能因此而形成歧义。与歧义有关的不恰当省略主要是：
　　1·省略必要的虚词。请见例句：
　　经研究，县政府同意A乡政府报告。
　　这里，“报告”前的助词“的” 被略去后，句义至少有两个：一是同意A乡的那份报告；一是同意A乡作出报告。
　　2·省略必要的关联词语。请见例句：
　　受托单位误期，委托单位罚款。
　　这里，因为省略了表示复句内部关系的关联词语，句义就既可以理解为因为误期，所以罚款；也可以理解为如果误期，就要罚款。而这种差别会给文件执行结果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
　　3·省略必要的主语、宾语。请见例句：
　　局里调拨给市纺织工业总公司一台小型计算机，又拨给了精纺分公司。
　　这里，由于主语或宾语的残缺，使句义至少有三种：局里拨给总公司一台，总公司又转而拨给了分公司；局里拨给总公司、分公司各一台；局里拨给总公司一台，又调回拨给了分公司。
　　4·盲目套用口语中的省略句式。人们在口语中常使用一些结构简单的省略句式，在面对面交际的特殊语境条件下，这种省略并不影响表意的精确，但如果盲目将它们套用在书面交际的公文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歧义。如口语中可以把“我非去一趟不可”省略为“我非去一趟”，但如果把“非坚决按市政府的指示办不可”在公文中省略为“非坚决按市政府的指示办”就会有歧解。
　　（六）多义词、多义词组造成语句中有关成份间的语法关系不明，引起歧义。
　　本文开头列举的“我们要学习文件”一句所以有至少三种句义，其原因主要在于“要”“学习文件”都是多义的，它们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形成多种语法关系，按不同的关系去解释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要”作一般动词表示“索取”，作能愿动词则表示“应该”“打算”；“学习文件”可以是偏正词组，表示供学习的文件，它也可以是述宾词组，表示学习和学习的内容。多种关系相互搭配，七个字就同时有了三种不同的意思。
　　（七）错用数量词，产生逻辑错误，引起歧义。
　　有时候我们会在公文中看到与“我们要严厉打击少数犯罪分子” 相类似的句子，实际上它们也都是歧义句。这里的歧义源于对数量词“少数”的误用。撰稿人要表示的“少数”是指参与犯罪的是少数人，对占社会少数的这些人要严厉打击，但实际上这句话中的“少数”却还含有犯罪分子中的少部分人的意思，句义中也就有了严厉打击犯罪分子中的少数人，对多数犯罪分子不打击，或者不严厉打击的意思。
　　（八）忽略语音同语义之间的可能影响，产生“语音性”歧义。
　　语言是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和意义的综合体，一定的意义是通过一定的声音形式表达的。这一现象就是在人们并不直接张口讲的写作过程中也同样存在，为此，如果在公文写作中忽略语义同语音之间可能的相互影响，就会出现同一句话可以“读出”几种不同意思的现象，我们暂且将其称之为“语音性”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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