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立法

    (一)文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
    秦代灭亡后，汉代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深刻反思和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认识到传统的肉刑不利于封建政权的稳固；汉文帝继位以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比较稳定，社会上出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的繁荣景象。这些主客观条件决定了汉文帝、景帝时期实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刑制改革。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获罪当施肉刑，其小女缇萦上书文帝：“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并请求将自己没官为奴，以替父赎罪。缇萦之举引起了汉文帝的思考，诏书云：“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又说：“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遂下令废肉刑，把黥刑(墨刑)改为髡钳城旦舂；改劓刑为笞刑三百，改斩左趾为笞刑五百，斩右趾为弃市刑。这次改革从法律上废除了肉刑，具有重意义。但也不尽理想，改革中有由轻改重者，如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劓刑、斩左趾虽改为笞刑，但因笞刑笞数太多，使受刑者难保性命，即存在“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之缺陷，故改革有待进一步完善。
    汉景帝时期，在文帝改革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刑制改革。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下诏说：“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遂下令将文帝时的笞三百改为笞二百；笞五百改为笞三百。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又下诏令：“减笞三百为二百，笞二百为一百。”同年，景帝又颁布诏令，改革刑具，规定笞杖长五尺，面宽一寸，末端厚半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节，以及行刑时不得换人等。这使得刑制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文景时期的刑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向，为结束奴隶制肉刑制度，建立封建刑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这次改革还有缺陷，但无疑是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刑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刑罚适用原则
    1．上请。随着汉代儒家思想的影响、封建特权意识的发展，当时规定了上请制度。所谓上请，即当官贵犯罪后，可以通过请示皇帝给有罪者某些优待。高祖刘邦时期规定：“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汉宣帝、平帝时期规定：凡六百石以上官吏、公侯及子孙犯罪，均可以享受“上请”的特权。东汉时期上请的范围继续扩，以至不满六百石的官吏都可以享受这种特权。汉代官贵享有的这项特权，从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适用，这就为官贵犯罪后逃避法律惩处，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2．亲亲得相首匿。“亲亲得相首匿” 源于儒家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思想，是指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反逆、逆外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至汉宣帝时期明确规定：“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也就是说对亲属中的卑幼首匿尊长的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亲属中的尊长首匿卑幼的犯罪，一般犯罪不负刑事责任，死刑案件则上请廷尉，由其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的罪责。这个刑罚适用原则一直为后世封建王朝所沿用。自此，标志着封建法律开始儒家化。

    二、司法制度

    (一) “春秋决狱”
    所谓“春秋决狱”，是指以《春秋》的“微言义”作为司法审判的根据，特别是作为决断疑难案件的重要依据。它为汉代统治者所提倡，是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律儒家化的必然产物。“春秋决狱”的最重要的原则是“论心定罪”，即以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的精神定罪，若符合，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免刑罚。相反，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反儒家倡导的“忠”、“孝”之精神，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也要认定为犯罪，并予以严惩。即所谓“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二)秋冬行刑
    汉代对判决的执行上，较之秦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出的例证是，死刑采取秋冬行刑制度。即在立秋以后、冬至以前这段特定的时间内执行死刑。这主要受到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春夏以阳为主，万物生长，不宜刑杀。秋冬以阴为主，万物凋零，应施刑罚，清理狱讼。这种“行刑”说在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故为后世封建法律所继承。